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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更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领土的大小并不与国民的尊严和幸福成正比，且往往越是处于无限扩张过程中的国家，因为越需要高度的社会动员和权力整合能力，而越容易走向专制主义统治，也越容易为少数复辟者所利用。没有分离条件的，也将会提出更加高度自治的政治要求，以期脱离大汉族主义治下的非理想状态。

种族歧视产生的民族离心力，具有长期的历史惯性，如果偶遇外力突加现象，则使得民族分离运动呈现加速度。鉴于这些内容既有历史继承性，也有改革开放后的现实创新性，所以有必要对其含义和类别重新进行定位。二、种族矛盾做为官民、城乡矛盾之外的种族矛盾，同样决定着社会转型的成败得失。官民矛盾作为民主转型首要关注的对象，已在最大范围内达成共识，也有天量的分析文字和成体系的理论构架，故本文不再赘述。因此之故，在长期得不到公平对待，同时受到新时代世界性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自决理念的影响和推动，民族分离的自信得到空前的加强。

但此二要素又皆是动态和多变的。随着社会形态多年来不断发生变化，差别类型和观察视角也发生了变异。量化宽松虽然在金融系统即将崩溃时期能力挽狂澜，但对实体经济边际刺激效果却在逐步递减。

当前这些经济体的失业率普遍居高不下，特别是南欧国家的失业率均在20%以上，年轻人失业率甚至达到50%左右。本次危机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的迹象是毋庸置疑的。进入 巴曙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周期应对 结构改革 。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为了转移社会矛盾，贸易保护政策的政治含义、社会含义要远远超出它的经济含义，因为贸易保护主义往往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遥相呼应。

其次，要扩大G20等新兴多边平台的影响，维护新兴国家的自身利益。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全球经济的安全性，而且也有助于促进所有经济体的增长、实现全球经济的需求平衡，从而尽快走出危机。

新兴市场国家屡屡在贸易政策、产权保护等问题上遭遇发达国家的刁难。本文将通过回顾危机以来各国的应对政策，提出摆脱危机的短期和长期政策建议。当今的世界经济疾在骨髓，仅靠注入天量的货币血液是无法治愈的。美国经济改革在金融监管层面有所突破，但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却效果有限。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雷声大、雨点小，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迟迟不愿让渡哪怕是一丁点的实质性权力。不可否认，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银行和IMF的份额和话语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尤其是中国，在两个机构中的投票权分别上升到世界第3位和第6位，但是，这些举措仍然是隔靴搔痒，并未触及实质。同时，在全球主要央行名义利率降至零左右，流动性陷阱问题使得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杠杆作用失效的背景下，各国靠财政政策，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等手段直接启动需求的效果也十分明显。但是，在经济实力迅速提升的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并未得到相应提升。

迄今为止，国际金融监管在治理结构和政策层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已经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财政刺激启动需求，但却引发新一轮主权债务危机在应对本轮经济危机初期，以扩大财政赤字为核心的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也同样被多数国家采用。

美、欧金融改革取得阶段性突破，但经济结构调整进展有限危机后美、欧在金融监管层面的结构性改革取得阶段性进展。鼓励绿色能源投资和科技创新，一方面有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弥补增长所需的资源缺口。

特别是美、欧、英、日等国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利率传导、资产结构转变与资产价格重估、物价预期、信贷可得性等渠道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在稳定金融系统、提振资本市场信心、刺激实体经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应积极巩固G20自金融危机以来取得的各项成果，并积极扩大G20的议事范围，推动G20的机制化和常态化改革。然而，除了金融监管制度之外，在实体经济层面的结构性改革进展却十分有限：一是美、欧贸易逆差重新出现扩大的势头，二是财政改革的力度和进程严重受到经济增长拖累，三是美国储蓄率在短期回升之后，再度呈现下降趋势。具体来说，各国可以给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各个地区的开发银行增资，使其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此作为杠杆引导主权债务基金、养老基金的投资。因此，在进行长期的结构调整的同时，不能忽视短期经济周期性波动所产生的影响。这种模式一方面在发达国家积累了严重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使新兴市场国家陷入了低效增长的窠臼。

如此恶性循环将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而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结构改革、加大绿色能源科技的开发和利用、加大科研投资的力度、释放发展中国家的内需潜力，或许能成为全球经济快速复苏的捷径。

不能指望减赤目标一蹴而就，而应当将其平摊到未来中期逐步实现。避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欧美等发达国家贸易赤字的长期结构调整和就业机会的创造不能以短期贸易保护主义的方式实现。

虽然进行结构性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在政治上非常难以推行。因为结构性改革固然在中长期能够提高增长率、竞争力、生产力，但是在短期内却会减少需求、降低经济增长率、增加失业率，使周期性因素导致的经济下行雪上加霜。

量化宽松力挽狂澜，但边际刺激效果递减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成为本次危机后全球主要央行的共同选择。因此，各国应通过国际间对话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和全局观，加大对外逆差经济体的调整力度，增强对外顺差经济体的内部需求。归根到底，人们还没有真正学会应对危机，自然也就无法走出危机。当今这场金融危机无疑是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堪比上世纪30年代发端于美国、影响整个西方世界并最终波及全球的大萧条。

发展中国家有许多基础设施的投资项目，但是缺乏资金。回顾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代，经济危机在美国发端之后向全世界蔓延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美国通过了一个《斯穆特-霍利法案》，通过贸易保护的手段向其他国家转移危机，导致了全球贸易战，国际贸易陷于瘫痪，反过来又造成了各国的深度萎缩。

同时，必须注意全球流动性过剩可能引发的中长期通胀问题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暴露。尽管经历了连续数十年的高增长，但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率仍不足50%，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的77.5%的平均水平。

其实践给其他国家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进行货币政策工具创新提供了借鉴。第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

短期：采取适度逆周期政策当前全球经济减速是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叠加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增强全球经济抵御环境和资源等外部冲击的能力，熨平经济的波动。弗里德曼曾说，ET(能源科技)将成为新的IT(信息科技)，而后者正是20世纪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第二是绿色能源科技的开发与应用。

这给全球的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制造了诸多障碍。发达国家在增长缓慢、失业高企的状况下，最后必然会选择将财政赤字货币化。

货币财政刺激触及瓶颈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各国在货币刺激、财政刺激和结构调整方面均有所建树，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国际经济秩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崛起。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虽未倒退到上世纪大萧条期间以邻为壑的严重地步，但保护阴影始终笼罩在上空。尤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中国和欧盟，应尽量消除贸易保护主义，实现贸易自由化、便利化。